大数据时代，构建居民隐私顾虑化解机制，应从法律、责任、多元主体协同入手，完善居民隐私保护法律体系，根据应急治理需要，强化多元治理主体的责任，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与居民协同作用，在更好地推进社区应急治理的同时强化居民隐私保护，为社区应急治理效能提升提供保障。

摘要:  2018年宪法修改，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为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如果构成立法违宪，则该立法应当修改、撤销或者废止。

一是修改监督法，增加一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宪法实施情况的检查。再次，授予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协助常委会对宪法实施进行监督检查的权力。该方案提出：为弘扬宪法精神，增强宪法意识，维护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其次，授予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法规类文件备案审查过程中的合宪性审查权。三是直属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平行。

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18年第6期，第43-64页 进入专题： 合宪性审查 宪法实施 宪法监督 。这种看法是务实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新的职责功能。（一）从整体目标导向的角度，应该实现环境法体系的分类科学化、事项完备化以及制度实效化。

环境法 体系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在法治轨道上实现环境治理的现代化，提升环境治理的效能。中国环境治理的巨大制度优势，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法律与政策的有机协同，而这两个制度优势，均明确地体现在我国宪法当中。其一，环境法体系内部概念与规范一致性的需要。通过程序与实体相结合，技术与内容相结合，体系和条款相结合以及审查和融贯相结合。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作为两个对应的违法行为。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十一个坚持之一，坚持依宪执政、依宪治国的要求意味着，生态法治必须以宪法规范和制度为根本依据。

11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宪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2页。首先，宪法与环境法规范的交互影响分成三个步骤。比如在目前我国宪法未明确规定环境权的背景下，环境法体系要为公民享有环境权利提供切实的有效性保障，从而为宪法明确规定环境权提供实践素材和制度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主要属于污染防治法。

20宪法和环境法体系的融贯，至少表现在理念、体系和制度等三个方面，当然，这种融贯的前提是要以宪法为依据，但是环境法体系对宪法依据的体现不是消极的，宪法和环境法的融贯是双向的，是以整个法体系的发展为目标的。因此宪法规范体系对环境法体系的合宪性审查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国策、国家职权以及公民权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是环境法体系发展的直接理论指导。事实上，在《环境保护法》于1979年制定通过之初即明确了宪法依据。

三是，环境法体系反哺宪法制度的发展。环境法体系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就要确定内部概念与规范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依据来自上位法，但根本依据还是宪法规范。

17按照这一要求，环境法体系的体系层面的合宪性审查，要求环境法体系的分类及发展等均要进行合宪性考量。除此以外，第三十三条的人权条款为环境权提供间接规范依据，序言中的生态文明、美丽、新发展理念等属于国家发展目标上的宪法依据。

公民权利条款为环境法体系中的环境权利发展提供根本法意义上的指引。首先，从语词上看，环境是指周围地方的情况和条件。如果说环境法典的制定是环境法体系发展的重要趋势，那么环境法典在保持了环境法体系内部概念与规范一致性的基础上，必然会扮演环境基本法的角色，宪法就是其直接的上位法依据，因此，环境法典从拟定到起草要进行充分的合宪性考量，制定过程中需要进行事先的合宪性审查，通过后的实施须进行事后的合宪性控制。10 参见韩大元：《论宪法规范的至上性》，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4期，第29-30页。12 详见付子堂、张震：《新时代完善我国宪法实施监督制度的新思考》，载《法学杂志》2018年第4期，第2-3页。2 魏建馨：《合宪性审查从制度到机制:合目的性、范围及主体》，载《政法论坛》2020年3期，第34页。

摘要:  为了确立环境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独立地位，解决环境法体系内部概念和规范不一致问题，从而实现环境法体系质效的提升，需要进行合宪性审查。在静态上，则下位法从上位法中获得有效性的根据。

以及环境在生态之前使用环境生态的表述，又强调的是什么意思，等等，均有必要进行科学的类型化的梳理、诠释与处理。制度上的融贯有赖于一个以宪法为统帅、环境基本法为支撑的多元环境法律体系，通过完善体系来构建制度。

生物本身的生存样态在生态的概念之内能够得到更精准的涵盖，即包含了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本身的固有关系。随着2018年修宪，宪法上的环境规范体系形成及国家基本制度层面上的生态文明制度的确立，应该充分进行诠释并升华为宪法绿色理念体系，并通过环境基本法对宪法绿色理念体系进行全面贯彻体现。

（一）程序审查和实体审查兼而有之 1.就程序上而言，环境法体系的合宪性审查包括事前和事后两个环节。（二）以宪法为依据的基础性概念是否诠释清晰 无疑，生态与环境在环境法体系中是最重要的概念。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法治实践中，宪法规范如何对部门法规范形成依据，部门法规范和宪法规范如何形成交互影响，而不再是宪法规范和法律规范各说各话的两张皮关系，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而言，相比环境，生态概念的针对性、限定性以及生存和发展意涵更能直接满足生态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原意。

此处环境因素被当作是构成生态系统的基础之一。本文所称的环境法体系，并不主要是指环境法学上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学科体系等，而是指环境法规范体系。

当然，由于法律部门产生先后、学术分类以及制定实际情形等原因，笔者并不赞同，简单依据制定主体或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判断一个法律是否是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促进资源合理高效利用，保障生态安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制定本法。

一是，宪法确定环境法体系的基本价值与秩序，环境法规范的生成要符合宪法条款所确立的价值与秩序。25其次，改变目前环境法体系群龙无首的格局，在比较散乱的环境法体系中，应该制定提升环境基本法。

这既是法律体系的客观构成，也是法律体系的一种理性化要求。20 Richard H.Fallon,A Constructive Coherence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100 Harvard Law Review,1987,PP.1189-1231. 21 详见张震：《基本法律抑或宪法性法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宪法考量》，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第23-24页。（二）技术审查和内容审查形成合力 所谓环境法体系技术上的合宪性审查，包括环境法体系合宪性审查的技术本身，环境法律的立法技术的合宪性（包括立法程序、立法过程、立法语言、立法结构等的合宪性），环境法律执法过程（包括执法依据及裁量手段与目的等的合宪性）和司法适用中的合宪性（包括裁判中裁量和说理等的合宪性）。环境法体系在确保整体合宪性的基础上，对于宪法规范的具体化、制度化，不仅是贯彻落实宪法，也是对宪法制度内涵的扩充甚至发展。

而在目前的环境法体系当中，具体到任何一部法律，均是以物化的形态出现，不管是物被作为目的，还是对象，甚至是手段，人在环境法体系中是隐蔽在支离玻碎的条文当中的，这不仅不合乎环境法体系本身的科学性内涵，也不符合环境保护的终极目的，本质上与宪法的人的价值也是相矛盾的。参见韩德培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第66 页。

将分散在各部门的环境保护职责调整到一个部门，逐步实行城乡环境保护工作由一个部门进行统一监管和行政执法的体制。打造以宪法为直接依据，环境基本法和环境部门法梯级分明的环境法体系。

以及环境保护包含生态保护的概念。同时，从环境治理的法治实效看，法律发挥主体性功能，政策具有补强性作用。